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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破冰需要智慧的力量

发布时间:2021-01-21 17:08:06 阅读: 来源:隔膜泵厂家

改革破冰需要智慧的力量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机遇的新兴经济体;但同时也是一个难免存在沉浮、僵化、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攻坚区、深水区,公众希望高层能够打破当前的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面对这些改革发展中遇到的瓶颈与困境以及公众的期待,近日在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民间研究机构—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成立暨《时论中国》丛书首发座谈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高尚全 ,知名新闻人、品牌专家、经济学家艾丰,《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等经济学界的“大佬”们给出了独到的分析和思想。  厉以宁:“要创立中国式发展经济学”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说到“改革、创新、发展”,我想应该有两个重要工作要做:  第一,还是继续研究改革红利问题。如果讲制度红利是来自改革,那么制度红利有两个大门:一个是发展方式转变以后产生的红利,这个现在注意的比较多;但这个转变无非是从旧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新的发展方式;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制度红利,就是社会和谐红利。尽管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是有争论的,但是谈的事实反映了一个问题:无论是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还是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中,社会不和谐是很大的原因,这样的话拉丁美洲国家无论哪个党上台,保守的、激进的,都想改变现状,但谁也没能力。两边都没能力,就出现了暴民政治,从街头政治转为暴民政治,暴民政治转地下变成地下武装。要均贫富,结果社会就乱了,根本没法前进,就是由于社会不和谐。  我们发展方式的转变现在正在抓紧进行,但社会和谐的红利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最大的制度红利,只有我们的社会才有这种优越性能够实现这种红利。究竟社会和谐的红利将来体现在哪些方面?怎么来实现这个红利?我们不仅要经济改革,而且需要社会改革、政治改革、文化体制的改革、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都为了创造社会和谐努力。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其他国家一样搞,有的走在我们前面,但是社会和谐红利这是我们制度特有的。  第二,要创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发展经济学。现在的西方发展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它开始研究,主要研究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原来处在殖民地附属地位的,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很多会独立,所以就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无非是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优化组合来使发展进程能够加快进行。但是它的研究也会碰到体制问题,它的体制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何从传统的经济体制转为现代体制,它们的现代体制就是资本主义体制,它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的体制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不能说是传统经济,中国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以我们的转型是双重转型—第一重转型,农业社会如何过渡到工业社会,这需要发展转型,西方发展经济学都研究到这个问题;我们有第二个转型,跟它重叠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体制上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叠加的,所以中国的转型跟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这30年所研究的就是双重转型结合的问题,西方分成两个经济学,作为过渡经济学研究的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它的目标是很明确的,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跟它不一样,我们既要研究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社会,又要研究体制转型,我们的体制转型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这是中国特色。  中国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学家全体参与了这个改革,在国外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无论对改革有什么看法,对开放有什么看法,在争论中,这样的问题越来越清楚。实际上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譬如城镇化问题,城镇化是为了创造社会和谐红利,因为城镇化是为了转变发展方式,也是为了体制的转型。国外对中国经济学研究是肤浅的,别看在国外发表了这个文章、那个文章,没一点用,有用的是什么?在中国根据中国的实际大量调查研究写的研究报告,这是对中央决策起到作用的,国外的没必要去看,弄了一些数据模型可能是很完美的,但是不切合中国实际有什么用。我们引用了多少?有些建议很短的,那个可以采纳。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在创造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的发展经济学。  高尚全:“我建议智库跟起草小组两条腿走路”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高尚全  官办的智库我搞过,半官方的也搞过,民间的也搞过。我觉得最有活力的还是民间的。据国外机构统计,中国现在有490多家智库机构,但是大部分是官办的,民间的不多。官办的好办,国家出了钱,盖了房子,养了好多人,国家发工资。但是官办以后往往缺乏活力,所以我一直看好民间的智库,因为它有活力,特别是没有主管,没有人干预。  我对于智库一直很重视,所以曾给中央提出两次建议:  一次是今年5月份给中央提了3点建议:第一条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搞什么决定,我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第二条建议,全面深化改革,我理解是五位一体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五位一体改革到底相互之间关系怎么样、路线图是什么,三中全会要描绘出来;第三条建议,考虑到现在改革在深水区、攻坚阶段,因此难度很大,那么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很强,没有一个机构不行。那么靠部门来搞是不行的,部门有部门的利益。那么我建议在中央财经小组的基础上采取一套机构两块牌子,扩大职能,一个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另外是中央改革领导小组,两块牌子。光是财经小组管不了政治体制改革,管不了文化体制改革,所以不行。但有了这样的机构以后就好办了,现在国务院有个协调机构,协调机构不行,应当有一个超脱点的机构来推进改革。所以5月初我提了这么三点建议,三点建议中央领导看了,都签阅了。  第二次建议是7月初。一个是海南中改院搞全面深化改革30条的意见我请中央看看,30条建议有些内容还是可以参考的,第一条,要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我们现在一条腿走路,主要靠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是部门的领导来参加,但是往往部门利益反映到文件上去了。因为我先后参加6次中央文件起草,并体会很深,十五大的时候我提出来要改革了,不改革不行了,所以我提出要发挥智库的作用,中央选择4-5个智库来给它布置任务,全面深化改革到底怎么搞你搞个方案,限期交卷。这样一个是可以发挥智库的作用,智库也要请专家学者来,智库没有部门利益,另外就是避免了部门封闭作业,所以我建议搞一个网站,搞个比较开放的,建立一个网站或者建立一个e-mail,大家来献计献策。这样子的话既可以发挥智库作用,又使得智库跟起草小组两条腿走路,这可以提高起草小组文件的质量,这是第一条意见;第二条意见是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作用,因为中央决定公布了以后群众才知道,我建议把这个过程前移,起草的过程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献计献策的过程。  艾丰:“改革离不开勇气和智慧”  知名新闻人、经济学家艾丰  当前,从改革的角度,我觉得关键是两个中心,一个是勇气,一个是智慧。没有勇气,改革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改革比较复杂,特别是进入深水区之后,同时,它跟试验室做的改革不一样,往往它是可预测起码是可控的,而改革产生的是什么效果?往往是不可完全预测和完全可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推进改革没有勇气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认为智慧更重要。为什么智慧更重要?因为中国目前的改革难在哪里?从一个角度说是难在问题的复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是难在智慧不够—不管多复杂的问题,只要你有智慧也会迎刃而解;不管多简单的问题,你的智慧不够甚至是错误的思维,也会搞不下去。反过来,你有充分的智慧,又可以提高你的勇气,就是陈毅当年说的“艺高人胆大”,因为看不清很多事你就不敢做,如果你看得很清了为什么不敢做呢?所以说在“勇气”和“智慧”两方面,重点落在智慧上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搞智库的原因。  我常想,比如说房改,房价高得不得了,采取很多措施都无效,我认为是智慧问题,什么问题?我判断就是一条腿和两条腿的问题。1998年房改以前,中国房子是一条腿,只租不卖;1998年房改以后,中国住房还是一条腿,只卖不租。让一个人永远是一条腿站着你怎么能站得好呢?人应该两条腿站着,这是基本的智慧。但是我们的政策违背这个基本的智慧,所有住房的人都必须要买房,你想想这个刚性需求有多大,刚性需求过大就刺激了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然后其他的股票什么的都没戏,最后赚点钱都买房子,又变成了保值需求,“四种需求”冲击房价谁能把它拦住?谁也拦不住。  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认为无论是中国哪一方面特别是改革和发展方面,关键在于智慧,需要各种智囊机构,官方办的智囊机构特别好,因为它直接为政府服务,但是这么多年从新闻单位工作角度看,缺乏这样一种超脱的机构,因为屁股指挥脑袋这是现象又是规律,坐在哪里就要说什么话是个规律。我在上世纪80年代提倡咨询机构智囊团,当时我跑了各个部委的研究机构,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不是这些人不聪明,不是这些人没智慧,而是屁股决定脑袋往往压缩了智慧,所以除了这些研究机构起重大作用之外,需要我们向这类机构敲敲边鼓。我不想把我们的目标、作用说得太大,但是尽一点拾遗补阙的作用还是可以的。  姚景源:“现在很多研究工作太浮躁”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我觉得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恐怕要“中、西医”相结合。光是西方理论这一套不行。我们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健全了,我们才能够有胆量,所以理论要清晰。智慧源于对复杂问题、复杂矛盾的把握,那怎么去把握?就得接地气,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研究工作不接地气,浮躁。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确实需要有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这样的智库,有了这样的智库就能够使我们的改革有勇气,我们为完善理论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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